原告：周浩、周建民

原告律师：罗宪康律师

被告：周建军、孙国强、孙宇轩

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案例中人物均为化名，请勿对号入座）

“父亲留下的，明明是一份将房子给我儿子的正式遗嘱！”法庭上，周建民的声音坚定中带着一丝不被理解的激动。

“一份二十多年后才拿出来的打印件，谁能证明它的真假？”对面，兄长周建军的质疑直接而犀利，他不相信在父亲去世二十余年后，会突然冒出一份完全颠覆家庭预期的遗嘱。

这场兄弟间的对峙，围绕一套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老房展开。一方手持祖父22年前立下的遗嘱，主张隔代继承；另一方则坚称遗嘱疑点重重，属无效之举。当法律的理性审视遭遇亲情的复杂纠葛，一场关于承诺、时间与证据的较量，在法庭悄然上演。

01.案情介绍

在北京朝阳区，有一套充满家庭记忆的公房。1999年底，老人周志远按房改政策购得了这套单位分配的房屋，成为了他和妻子安秀兰的安身之所。周志远与安秀兰育有三个子女：长子周建军、长女周建华、次子周建民。这个家庭的故事，随着两位老人的相继离世而变得复杂。2000年9月4日，安秀兰老人去世；次年4月2日，周志远也撒手人寰。他们留下的这套房产，成了家庭关系的一块试金石。

关键转折始于2022年。 起初，家庭内部似乎风平浪静。2022年8月，次子周建民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父亲留下的“口头遗嘱”将房产留给自己全部继承，当时只字未提存在遗嘱。长女周建华和长子周建军均表示同意放弃自己应继承的份额，家庭内部看似即将通过协商或简易诉讼了结此事。就在诉讼调解过程中，长子周建军突然反悔，收回了放弃继承的承诺。 正是这次“反悔”，成为了点燃后续所有矛盾的导火索。面对协商通道的关闭，次子周建民才不得不亮出了底牌，那就是一份由其父周志远于2000年9月30日亲笔签名并按有手印的《遗嘱》。

这份突然现世的遗嘱清晰地写道：将朝阳区的这套房产，由长孙周浩（周建民之子）继承。遗嘱中甚至提及：“对该处房产长子周建军、次子周建民、长女周建华均表示放弃继承。”长子周建军对这份“从天而降”的遗嘱提出了全面质疑。他感到不解与愤慨：父亲去世已二十余年，为何这份关键的遗嘱直到现在才出现？

更让他怀疑的是，这与弟弟周建民起诉时的说法，前后明显矛盾。周建军认为，这份《遗嘱》的真实性存疑，极有可能是事后伪造的。对于周浩而言，这份遗嘱更是前所未闻。在此之前，他对祖父立有遗嘱一事毫不知情。直至父亲周建民在周建军反悔后，才将遗嘱出示给他。周浩在知悉自己为受遗赠人后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委托诵盈律所罗宪康律师提起诉讼，要求按照遗嘱继承房产。自此，一场围绕这份“迟到”遗嘱的效力之战正式打响。

02.案件焦点

1.关键证据的效力之争：这份形成于2000年的打印版《遗嘱》，其形式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？

2.接受遗赠的时效：假设遗嘱有效，作为“受遗赠人”的孙子周浩，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了接受遗赠的表示？

03.办案经过

面对遗嘱“迟到”22年这一看似致命的弱点，以及对方强烈的真实性质疑，罗宪康律师作为周浩、周建民在一审、二审中的代理人，并未采取守势，而是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“反转”辩护。

第一步：正视“迟到”原因，将“漏洞”转化为“合理解释”。罗宪康律师并未回避遗嘱“迟到”的核心质疑，而是选择正面回应，构建了一个符合家庭伦理与法律逻辑的解释链条：

强调“反悔”是导火索：罗律师向法庭强调，正是长子周建军在调解过程中的突然反悔，成为整个事件的转折点。在此之前，家庭内部已就房屋归次子周建民（周浩父亲）达成共识，周建民认为无需、也不愿拿出遗嘱，以免横生枝节、破坏家庭表面的和睦。

阐释“隐匿”的初衷：罗律师主张，次子周建民长期保存遗嘱而不公开，主观上并非恶意，而是出于 “不将矛盾延及下一代”的传统家庭观念。在长子、长女均表示放弃的情况下，出示一份可能引发孙辈（周浩）与叔伯（周建军）直接对立的遗嘱，并非明智之举。这份“善意”的隐匿，反衬出后来出示遗嘱的“无奈”。

突出“知晓即行动”的果断：对于周浩，罗律师着重陈述其在2021年年底方知遗嘱存在，随即委托律师起诉，反应迅速，毫无怠惰。这成功地将法律上“知道受遗赠”的起算点，从2001年周志远去世时后移至2021年年底，化解了“超过除斥期间”这一最大程序风险。

第二步：坚守遗嘱形式合法性，以法律要件抵御“合理怀疑”。针对遗嘱真实性的猛攻，罗宪康律师采取了“以简驭繁”的策略：

紧扣法定形式要件：无论对方如何质疑遗嘱内容或见证人记忆，罗律师始终将辩论核心拉回至遗嘱本身是否符合法律要求。该遗嘱有两名见证人签名、有立遗嘱人周志远亲笔签名及指印、注明了年、月、日，完全满足当时《继承法》对代书遗嘱的形式规定。

化解对方技术性质疑：对于周建军方提出的“打印过程存疑”“见证人未全程参与打印”等细节问题，罗律师指出，2000年的技术条件与今日不同，法律评价的是最终呈现的、具备核心要件的书面文件，而非其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技术细节。对方虽怀疑，但始终未对周志远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，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

第三步：精准适用法律，厘清“代书遗嘱”与“打印遗嘱”的定性。此案涉及《民法典》施行前的法律事实。罗宪康律师准确指出，应适用当时的《继承法》。一审法院将这份打印而成的遗嘱认定为“代书遗嘱”并判其有效是正确的。二审法院虽在论述中提及《民法典》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，但最终仍是基于其形式完备、真实性无据推翻而维持原判，这体现了律师对法律溯及力问题的精准把握。

04.判决结果

一审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：登记在被继承人周志远名下的房产，由长孙周浩享有六分之五份额，长子周建军享有六分之一份额。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周建军要求均分的诉求，维持原判。同时二审法院进一步明确，本案应适用遗嘱订立时的法律。遗嘱形式完备，周建军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其真实性的证据。关于接受遗赠的期限，法院采纳了我方当事人的合理解释，认定其起诉时未超期。

05.律师解读

这场持续两年的诉讼，在罗律师的据理力争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本案之所以全面胜诉在于：

第一，将“程序劣势”转化为“情理优势”。

本案最大的障碍是时间。罗律师没有纠缠于“为何不早拿出来”的被动辩解，而是主动构建了一套新的叙事逻辑：遗嘱的“隐匿”是出于维护家庭团结的“善意”；其“现身”是应对亲人“反悔”的“被迫”。这套叙事将周建民父子从“心怀叵测的隐瞒者”，转变为“珍视亲情、最后被迫依法维权的老实人”，极大地赢得了法官在自由心证层面的理解与同情，为破解时效难题奠定了基石。

第二，证据战的“定点防守”与“战略忽略”。

看到对方对遗嘱形成细节的无尽质疑，罗律师明智地采取了“定点防守”策略。即牢牢守住“遗嘱形式合法”这个法律上的制高点，对于制作过程中的次要瑕疵（如去哪家打印店、具体如何操作），则予以“战略忽略”。因为法律并未规定遗嘱必须完美无瑕，只需核心要件完整即可。这种取舍，避免了庭审陷入无尽且无法证实的历史细节争论，牢牢掌握了主动权。

第三，法律适用的“时空定位”。此案涉及新旧法律交替。罗律师清晰地向法庭阐明，遗嘱订立于2000年，应适用当时的《继承法》。尽管遗嘱是打印件，但在当时法律框架下，符合两个见证人等核心要件的打印文件，可被认定为合法有效的“代书遗嘱”。这一准确的法律定位，确保了遗嘱效力评价标准的统一和正确，避免因法律适用错误而导致败诉。

06.案件总结

这场跨越两代人的继承纠纷，最终以一份22年前的遗嘱得到执行而告终。它留给我们的，远不止一套房产的归属。它深刻地揭示：在家庭财富传承中，比财产更早“过期”的，有时是亲情的承诺与信任。 周建军的“反悔”，彻底摧毁了家庭内部基于口头承诺的脆弱平衡，反而“激活”了那份本欲雪藏的遗嘱，让法律成为最后的裁决者。这也印证了一份严谨、合法的遗嘱，其首要价值并非制造矛盾，而正是在亲情协商失效时，提供一份无可争议的解决方案，避免家族陷入更长久、更撕裂的内耗。

本案亦是对所有家庭的警示：对待重要的财产安排，情感的默契固然温暖，但法律的明晰更为可靠。 一份有效的遗嘱，就像一颗“定心丸”和“止争议”，它不信任人性的反复，却最大程度地尊重并固定了逝者最终、最真实的愿望。它让生者不必在猜测与争执中消耗情感，让逝者的慈爱或安排，能够清晰、体面地得以延续。这或许，才是对亲情与财富，最深沉的负责。

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成立十二年，是国内知名的遗产继承领域专业化精品律所。 如需了解更多继承相关法律问题，可以联系诵盈律所，获取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方案。